中国强大了，我为什么还要移民？

capitanonini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通过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

我想破了头，理由大概有三个，第一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第二是子女教育，第三是财富的不安全感。

缘由之一：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刘先生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

根据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先生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解释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2012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经常与我一同等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两个月后她与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我是还要回来的。”小申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

2013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曾在国际地下水论坛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据新华社报道，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全国有8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国农村有近7亿多人的饮用水中大肠杆菌超标，1.7亿多人的饮用水受到有机污染，同时由于农药等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致使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经不适于饮用。

由于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在水流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循环污染土地和植被，进而进入人体，危及人类的健康与生命。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的地区分布大致是：南方重过北方，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重点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同时，公报也首次确认了重金属“镉”是中国土壤中的罪魁祸首。在占中国国土三分之二的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已经困扰中国十年之久的“镉大米”危机。

这是一系列极其沉重的数字。

“口罩中国”、“抢水事件”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重复上演，“癌症村”、“致命水”的报道让民众不寒而栗。“污染”，既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的代价，也是现在生存发展遭遇困境的象征，这些灰霾和毒素将很多曾经在这片秀美土地上生活的国人，推得越来越远。

缘由之二：不能承受房价之重
陈聪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

按照陈聪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来看，他的绝大多数客户仍将投资的第一目标瞄准了美国。内地房价的涨幅远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国，更是将增幅10%的英国、9.3%的澳大利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这些国家想当然的成为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的考量对象。

缘由之三：恐惧舌尖上的“化学实验室”
在采访中，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这些屡见不鲜的“负面新闻”引发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针对蜂拥而至的大陆游客购买奶粉的“限购令”。在这看似“蝴蝶效应”的连锁事件背后，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甚至是国人整体性的悲哀。

在采访中，记者通过每个被访问者的叙述，遗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过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而被公众创造或者认识的“新名词”：大头娃娃、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剂、毒胶囊……

一系列的新闻和事件，让很多国人熟知的知名企业，如双汇、娃哈哈、立顿、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粮液、汇源、农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我们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学知识，就像生活在化学实验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担心和恐惧之中。”赵鑫最后感慨的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当食品、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冒着“吃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风险，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断送在舌尖！

缘由之四：一切为了孩子
在陈聪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1975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即便这样的竭力准备，中国的教育仍然回答不了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在美国实施的“十万人”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计划，加拿大推行SPP计划（学生合作计划，旨在吸引更多国外学生来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学为首的多所澳大利亚名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欧洲公立大学一律免除学费、更为学生提供600多种奖学金等利好政策的“诱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独木桥和人头攒动的就业市场，一向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家长怎么能不心动呢？

缘由之五：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前不久，总理在海南询问码头工人工资时，对方回答：账面工资是8000多，包括公积金、社保、风险金等，发到手上的是4000多。面对收入被“腰斩”，网友提议将“个人所得税”改名为“工薪阶层税”。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6531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幅标准。有机构称，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家庭中有无子女、子女多少等毫无关系，这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

中国税负的沉重是被公认的。更多的税负压力也体现在种类繁多的间接税上，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关税、营业税、土地出让金等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称，如果计算全国财政收入，将土地出让金等其他收入加起来，人均要达到一万五千元以上；如果综合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平均下来，被拿走的收入比可支配的收入还要高一些。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从2010年开始，物价水平开始明显攀升，CPI同比上涨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时达到5.4%。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500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刚刚得到澳大利亚移民局发来体检通知的董肖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

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缘由之六：企业家丧失安全感的无奈

“原材料、劳动力和营销成本上升，企业税费负担沉重，内外需不振、业务萎缩，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经营难，这些都是我最终选择结束生意的主要原因。无论中央政策怎么制定，但现在为止，像我们这样的中小型企业融资还是主要以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两者的占比几乎相当。我们没有其他的融资渠道，有些企业没有担保，现在也没有什么有利的扶持政策，利润低、利率却很高。”陈家瑞说。在他的工厂周围，原本有二十几个中小型加工企业为当地几家国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做配套，现在还在经营的已经寥寥无几。

对国内制鞋业比较了解的陈家瑞对《中国民商》记者介绍说，之前在东莞的很多台资鞋厂近一半已经转移到东南亚。仅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鞋厂就有40多家。“柬埔寨当地地价便宜，劳动成本也比东莞低许多，东莞制鞋工人月薪已经到了4000左右，还时常出现招工荒。东南亚的制造运营成本确实比国内低了很多。”

同时，据媒体和多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信息来看，如耐克、阿迪达斯、H&M、ZARA、优衣库等国际大牌，早在几年前就完成了在东南亚的布局，而目前国内的服装纺织上市公司也在转移订单。此前，鲁泰纺织宣布投资800万美元在柬埔寨新建年产300万件衬衣加工厂；宁夏中银绒业通过受让柬埔寨鑫旺针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91%股权的方式，实现在柬埔寨设厂；百隆东方（色纺纱）、华孚色纺（纱线）等上市公司也均在越南投资设厂。

为耐克、阿迪达斯等知名运动品牌代工的制鞋巨头、全球最大的制鞋商宝成工业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在国内的51条生产线，近期又停掉了在东莞、中山等多条珠三角生产线，陆续将产能转移到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而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基地华坚集团更是于2011年开始投资埃塞俄比亚，将一部分“中国制造”变成了“非洲制造”。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也丧失了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一纸文件”让很多原本希望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企业的未来还未可知，但自己的国籍却率先“走了出去”。

“在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最多受到政策优待，然后是外资，最后才轮到民营企业。”陈家瑞说。“企业家的离开，有时是被逼走的无奈。”

事实也正暗合了他的观点。

在中小型企业生存举步维艰，大型民营企业发展被受限制的同时，国有企业在经济放缓、众多行业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背靠大肆“进补”。

这样的政策环境，甚至是法律环境下，对本来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日子充满压力、不安，甚至是焦虑。

我们承认，在缺乏透明与监督的体制下，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以权力换取利益的寻租是必然；需要审批或资金的企业，在法制不健全、灰色地带盛行的社会里，以金钱攀附权力也是必然。因此，确实有很多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在共享权力盛宴后，也会被深深卷入政治博弈的漩涡，无法自拔。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国内的企业家开始进入群体性焦虑之中，关于“商人本分是什么”的争论席卷而来。来源：《中国民商》 新移民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