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移民”在法国的艰辛之路

朝阳门东

“黑移民”在法国的艰辛之路  
  
“从黑移民到成功华侨”，每个走过这条路的温州华侨从不讳言，并被许多人引为自豪。可是除了他们自己，有谁能真正了解这条路的艰难？他们或是按中国评书逻辑被媒体宣扬成一夜练成“无敌神功”而飞黄腾达的神话主角，或被描绘成因贫穷而从家乡出来的经济难民,从离开中国的那天起，就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了毫无人身自由的现代“黑奴”。对他们的刻画，不是说他们愚昧，就是说他们麻木不仁。而旅法导演、《去巴黎当华侨》的作者王方辉经过十几年在这个圈子里“混”后，用事实证明：他们是想靠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幸福的人，他们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他们精明、坚韧、目标简明，他们的“成功”经历很平凡却充满血泪。
　　　　　　　　　　　　　　　　谁妖魔化了温州移民？
　　来自中国温州地区的非法移民，也许是法国最隐秘的一群人。当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零零星星、积少成多地出现在法兰西的首都巴黎的街头时，法国人不了解他们是谁，更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怎样在法国生活。当街上晃过一张中国面孔时，法国人马上就会将其归类为巴黎13区的中国城里的居民。
　　温州黑移民成功地把自己隐没在13区的华人的身影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法国社会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 就达上万人的非法移民群落，直到这个世纪快要结束之时，才被法国移民问题的风暴卷上社会的舞台，使法国人大吃一惊。使他们没有被法国人轻易发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温州移民的先行者们，在法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圈，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加工和销售中低档皮包和替法国的批发商加工服装。
　　一个黑移民从温州的乡村到法国后，可以完全置身于法国人的视线之外：他可以在温州人开的工场里打工，在温州人家中租房，在温州人开的小餐馆吃饭，请温州的泥瓦匠来家里装修，请温州的电工来安装电器，可以找温州的巫婆神汉看相算命，去温州人开的地下理发店剃头，那里的价格不到市场价的三分之一。他还可以去温州人经营的，只有温州人出没的小赌场一博手气。可以去温州人组织的、只有温州成员的基督教会堂去做弥撒：在温州社团中，有很多基督教信徒……这些黑移民，在离开家乡，不远万里地翻山越岭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微缩的家园之中。
　　可是他们的目标不是来做黑移民的，这只是他们实现理想的一个步骤。王方辉说，一得有居留证，二得有钱。和任何一个温州黑移民谈话，都会让你感到，生活就是这样简单和明确。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成为真正的海外华侨，再加上这个身份应有的财富，就可以实现人生全部的荣耀。否则，就只能是被嘲笑的对象。但是，这个简明的目标，付出的代价却无法言清。
　　来自浙江温州的阿蒙在被法国警察以打黑工为由拘捕时说过一番话：“我们到底有什么错？我们只是看到以前来的人回国都很阔气，以为国外挣钱很容易。我们在这里没有做非法的事情啊，我们也是靠劳动挣钱啊！为什么要逮捕我们呢？”是啊，他不明白，法国人也不明白。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在中国被忽略的非法移民话题，在移民的目的地却获得了迥然不同的对待：法国各类媒体对此问题的反应，时时达到全民动员的程度。这个问题居然数次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焦点。在从总统到国会再到市镇的各个层次的竞选中，不涉及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竞选纲领。极右党派，开宗明义就以反外国移民为旗号，作为主要的政治经营范围。而极左翼的政治组织，又以无条件大赦天下非法移民作为挑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器。街头上推陈出新的口号、国会里慷慨激昂的演说、报上连篇累牍的文章、日趋严厉的法规、兴师动众的抄查、哭天喊地的遣返、激烈的抗议游行……
　　尽管左右两大政治力量对移民的认识不同，企图贯彻的移民政策也不同，但很奇怪的是，当时见诸报刊、反映这类不同观点的文章，却时常对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有着全然相同的描述。他们大都被描写成一群群穷苦的农民，被黑社会欺骗，离开了土地，被贩运到法国后，又被分发给地下工场，在暗无天日的黑工场里为蛇头和老板工作几年甚至十年，来偿付巨额的偷渡费，自己不见一分钱……那些法国记者同行们难以接触中国非法移民这个圈子，又必须满足公众的了解和心理需求，于是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在16、17世纪的奴隶贸易和好莱坞警匪片的基础上，创造个现代法国版。王方辉说，他曾和认识的法国记者开玩笑，说他们把蛇头想像得太好了，居然还肯做赊账的买卖：让他们的客人通过劳动来“分期付款”。而且，不仅包把客人送到，还包找工作。他告诉他们，实际上，抵达法国后，蛇头永远是一手交钱，一手才把客人交给他们的家人领走，大多从此再也不打照面。
　　偷渡到法国的中国非法移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蛇头也好，黑工场老板也好，谁对非法移民都没有从经济到人身的控制力。这是个移植到法国的温州的乡村社会，而不是由黑社会的网络织成的群体。这个群体里的黑移民们，虽然遭受经济剥削，但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控制群体成员行为的，仍是温州乡村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不是蛇头或者“教父”之类的黑老大。而且，也不是饥寒迫使他们踏上险恶的旅途，而是创业的雄心。我的这些口头论述，总是能激起不小的兴趣，但只是局限在熟人圈子里。法国记者实际上很注重调查，但语言的不通，文化的隔膜、温州非法移民社群的隐秘和历史的短暂，使得他们很难直接进入到这个群落里进行调查，于是便只能去接触那些能和中国黑移民接触的法国人。但这样的人，更是少而又少，弥足珍贵。
　　所以当王方辉了解到真相后，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越来越感到拍摄一部记录身边的非法移民生活的纪录片的重要性：要让法国的民众了解这些黑移民所过的极其艰苦的生活和他们单纯的“赚钱养家”的想法，不要简单地以为他们是不劳而获的入侵者。
　　　　　　　　　　　　　　　　　　走进地下车衣场
　　《去巴黎当华侨》这本书其内容涉及“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人蛇与蛇头”、“寻找黑老大”、“政治避难”、“温州之旅”等，其中所记述的那些“华侨”的生存细节是令人震惊和战栗的，只有通过最深入的了解和满怀最深切的关怀，才能掌握这样的细节和拥有这样的笔触。这其中就有温州人如何在巴黎警察眼皮底下开黑工场，有的人如何在死人的护照上换自己的相片而“借尸还魂”等一系列令人咋舌瞠目的黑移民细节。在内容上它避免了惯常的片面认识，没有把非法移民归纳为悲惨世界里的傻瓜，也没有重复俗套的飘洋过海，白手起家的神话，也没有简单褒贬非法移民现象。写作属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没有避实就虚的机巧。那么，王方辉是谁？他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努力，才得以进入一向敏感排外的温州人群当中？才能获得这些真实而准确的生活细节呢？
　　王方辉说这本书他写了9个月，可是他却采访了十几年，基础就是那个终于拍摄成的电视片《法国陷阱》。王方辉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1988年转读于巴黎第一大学艺术系，毕业后专门从事纪录片编导和制片工作。从1987年开始，他就做纪录片导演，在巴黎定居后，拍摄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片子，在业内很有影响。特别是1998年在法国电视一台“知晓权”栏目播放的、由王方辉编导的1小时反映温州非法移民真实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法国陷阱》，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实现拍片的想法，他可谓历尽艰险。在那段时间里，每当他很谨慎地提到，能不能拍摄一下地下制衣工场，或是一个黑移民的家庭作坊时，那些让他“参观”的温州黑移民朋友们都是很直截了当地说：“算了，算了。”他完全理解这种反应，对他们能让他涉足他们秘密的领地，已是心存感激了。他们的存在就是不合法的，而且他们的行为，不论是雇黑工还是被雇来打黑工，都是违法的。他们违法的目的是为了谋生或是发财，这也是他们涉险犯难，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的惟一目的，怎能为了在他们看来至少有些莫名其妙的我的职业成功，自己去冒断财路和生路之险呢？要知道地下工场，在高税收高福利的法国被视为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正是警方着重打击的对象。一旦查着，不仅货物和设备全部没收，而且黑工场的组织者还将被罚以巨款，送进大牢。而且，这样可怕的消息，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也在温州人圈子里传着。谁谁的衣工场被抄了，亏了多少钱，多少工人被抓了，谁谁又因此被判了一年半的刑，居留证也被取消了，出狱之日，就是遣送回中国之时等等。
　　王方辉相信，任何保证被拍对象匿名的许诺，也不会激起他们上电视的兴致。何必给自己惹这么大的麻烦，就是为了去丢脸吗？——对于很多温州老乡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丢脸。在他腼腆的提议被直接拒绝后，我总要为自己的目的进行一番解释，说我构想中的影片，是为了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梦想和失落，至于他们的存在和劳作是否违反了哪条法国法和国际法，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他也解释说这不是丢丑，相反是给人一个真正面对他们、认识他们的机会。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为了获得那些人的信任，王方辉当过“黑移民”孕妇的陪护、巴黎警察局信件和法庭传票的翻译，特赦法的解读人，因为这，早已获得合法移民身份的他，有好几次差点被法国警察当作非法移民抓进监狱。经过长年以来的不懈努力，他以娴熟的法语，真心的关切，终于被许多在法的温州黑移民当成了“铁哥们儿”。特别是后来认识了记录片的主人公晓蒙后，才有了转机。在和王方辉交心后，晓蒙表示同意被拍摄，说我不怕，就是不遮脸也不怕，来法国做工，又不是来法国做贼。他又说动了自己的工友，最后记录片成型。而晓蒙因其勇敢的行为而获得了合法居留。
　　但是在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记录片的重复，而是以国际大背景为依托，站在中国和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上，深入地洞察到了非法移民现象背后的东西，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其本质。
　　　　　　　　　　　　　　　　　　　有底线的战争
　　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根本的需求和显著的特征就是资金和商品，包括科技商品的跨国界的广泛流通。我们钦佩地谈论某项成功的国际金融操作或是某个产品对国际市场的占领，推崇世界商场上的风云人物，视之为天之骄子。但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蔑视、去惧怕世界上另一群人，他们所有的资本，就是一双粗糙的手和吃苦耐劳的能力，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就是让自己这点卑微的资本，也能换取较高的回报的地方流动。但是，现代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游戏，又禁止这种“资本流动”。王方辉郑重地说：“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种游戏规则的存在就改变我们对人类一个基本原则的认识，那就是：想靠自己的双手挣来自己的幸福的人，是无可非议的，哪怕他非法地跨过了几条国境线。”
　　在这些非法闯入者的身后，我们分明看到一种正义，一种个人的正义：逃避苦难和追求幸福，正是任何个人所拥有的无可指责的天赋权利。今天我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关注着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是这场悲剧里厮杀的两个主角。所幸的是，维持着国家正义的强势阵营很清醒的认识到，如果打击非法移民是场战争，这也是个有底线的战争。
　　王方辉认为，一个不去解决非法移民这个问题的政治家，是个愚蠢的政治家，一个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家，也是个愚蠢的政治家。这是一场世界范围的而且仍将长期持续的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的纠葛。如何处理这个纠葛，在维护今天合法的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去损害明天人类赖以生存并为之生存的价值观，需要政治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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