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移民经验分享

smile楼主何在

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比内地的经济发展、就业机会、以及发展前景和教育质量，香港都更加的具有优势。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移民到香港。那么移民香港到底怎么样呢?下面请看邦泓移民网为大家整理的相关信息。
一位香港老移民的自我阐述，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忽略漠视。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R%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多聘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社会并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N&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二十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便跟着流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不是因为富有。事实上，我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在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分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正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有考试压力，也未懂得为前途担忧，一般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也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来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苦苦劝他。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再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便等于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了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而选择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中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并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选择是否值得，每个人有不同判断。但财富多寡，和一个人是否活得有价值有尊严，并不总是划上等号。我们习惯以金钱作为判断生活是否美好的标准，却忽略了其它价值的重要性，是对生命的一种曲解。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中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并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并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移民的名字，往往叫“牺牲”。
经过二十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虽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寂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旧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香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说来，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并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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